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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近代建筑的璀璨星河中,新瑞和洋行(Davies & Brooke)无疑是一颗不容忽视的明星。
这家诞生于19世纪末的英资建筑规划设计事务所,以近半个世纪的深耕细作,将西方建筑艺术的精髓与上海的城市特质相融,在黄浦江畔留下了一串深深的建筑印记,也为“东方巴黎”的传奇底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896年,英国建筑师覃维斯(Gilbert Davies)在上海创办了这家事务所,这便是新瑞和洋行的起点。
作为英国建筑师学会会员,覃维斯以自己的名字为事务所命名,奠定了其早期的专业基调。
此后,随着合伙人的变更,事务所的英文名称几经更迭,从Davies & Thomas到Davies & Brooke,每一个名字的变迁都镌刻着发展的足迹。
大约在1930年后,其中文行名改为“建兴洋行”,而1933年,原伙东蒲六克(J. T. Wynward Brooke)与建筑师格兰(E. M. Gran)联手创办的“建新建筑师事务所”(Davies, Brooke & Gran),更是将这份建筑事业推向了新的阶段。
蒲六克这位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准会员,作为后期的关键合伙人,不仅让自己的姓氏“Brooke”永久留在了事务所的英文名中,更在洋行政组后持续延续着这份建筑传奇。
至于早期合伙人托马斯(Thomas),也在事务所的初创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创立之初,新瑞和洋行便凭借专业实力站稳脚跟,成为上海主要的建筑规划设计事务所之一。其经营事物的规模广泛,涵盖建筑规划设计、测绘、土木工程及房地产代理等多个领域,与公和洋行、通和洋行等齐名,共同塑造着20世纪初上海的城市风貌。
而真正让新瑞和洋行名垂青史的,是其跨度极大的设计风格与那些遍布上海的经典作品——从早期的新古典主义、折衷主义,到中期的装饰艺术派,再到后期的现代主义,每一种风格都精准捕捉了时代的脉搏,也让上海的天际线变得愈发丰富立体。
提到新瑞和洋行的作品,坐落于黄浦江畔的礼查饭店(现浦江饭店/中国证券博物馆)绝对是绕不开的经典。
1910年改建竣工的这座建筑,以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惊艳亮相,六层钢筋混凝土与砖木混合的结构扎实稳重,竖三段式的立面层次分明,底层半圆形券拱窗古朴典雅,三、五层的阳台增添了建筑的韵律感,转角处曾有的塔楼更让整体造型兼具威严与灵动。
作为当时远东最顶级的酒店,这里不仅是中外政要名流的首选下榻地——1931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访问上海时便在此落脚,更藏着太多中西文化碰撞的故事。
1917年,京调、天津大鼓等中国戏曲在此登台演出,让西方的酒店空间染上了东方韵味;早在1846年12月22日,租地人大会在此召开,决议成立了英租界市政机关的雏形“道路码头委员会”,成为上海近代史的重要见证。
更令人惊叹的是它超前的服务理念,20世纪初的远东,能在每间客房配备独立浴室并24小时供应热水,还实现“每房一部电话”的配置,堪称奢华的标杆。
如果说礼查饭店代表了新瑞和洋行早期的新古典主义追求,那么兰心大戏院则彰显了其中期对装饰艺术派(Art Deco)的娴熟驾驭。
1931年建于茂名南路的这座剧场,以几何化的线条勾勒出鲜明的现代感,褪去了新古典主义的繁复,多了几分摩登气息。
作为上海历史最悠久的专业剧场之一,这里长期是西方戏剧、音乐在上海的重要展演地,无数国内外著名剧团和艺术家在此登台献艺,让海派文化在中西艺术的交融中不断生长。
德律风大楼(现上海市电话局大楼)是上海近代通信史上的标志性建筑,位于黄浦区江西中路与汉口路交汇处(地址多为江西中路240号或232号)。
大楼由英商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The Shanghai Mutual Telephone Co. Ltd)于1908年建造,同年11月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成立于1898年,负责上海租界电话线路的设计、建设和运营。
1930年,公司被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收购,大楼成为其“中央交换所”;解放后,改为上海市电话局所在地,现为中国电信的办公点。
大楼见证了上海从人工电话交换到自动通信的百年发展历史,是上海电话事业的重要实物见证。
由新瑞和洋行(Davies & Brooke)设计,姚新记营造厂承建。原建筑为6层(后加建至8层),属新古典主义风格,立面有竖线条处理,屋顶四角设有西欧塔式尖顶和装饰性山墙。
在后期的改建中,原有的尖顶、山墙等非功能装饰大多被拆除,外观已简化为现代风格,但整体的结构得以保留。
太古洋行办公楼(现称“外滩22号”)是上海外滩历史建筑群中一座极具特色的百年红楼。
大楼由英商太古洋行于1906年投资兴建,作为其在远东地区的重要办事机构。太古洋行是旧中国四大外资集团之一,业务涵盖航运、贸易、制糖等多个领域。
太平洋战争期间,大楼曾被日军占领,作为日本宪兵司令部。新中国成立后,它先后成为丰华圆珠笔厂(又称“丰华大楼”)的厂房和办公地。2005年,被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建筑在经常使用后出现严重安全风险隐患,于2020年被评定为危房并清场。随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结构修复与升级,于2022年底重新开放,2023年10月完成复建加固工程后正式回归。
由英商新瑞和洋行设计,为砖木(砖混)结构,外墙采用清水红砖,是外滩建筑群中少见的百年红楼。建筑风格融合了巴洛克、维多利亚等元素,属于折衷主义。
最初为四层,后经加建。其北楼在最新修复中采用了91根53米深的桩基进行加固。
修复后,建筑内部保留了历史元素,如大理石装饰,并新增了高达25米、贯穿中庭的巨幅油画,极具视觉冲击力。
如今的外滩22号已转型为一个高端商业与文化综合体,汇集了高级手工定制品牌、艺术画廊、高端餐饮和酒吧。
大楼由英商恒业地产开发,英商新瑞和洋行设计,新申记营造厂承建,于1934年建成。
其旧名“麦特赫司脱大楼”(或译麦斯塔德公寓),取自当时相邻的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
大楼曾是上海国际长途电话台、中国海底电缆建设公司、市长途电信局等电信单位所在地,在1972年还承担过中央电视台微波信号传送任务。楼内也曾有外国医生开设诊所和药房。
大楼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平面呈独特的“八”字形,主立面朝东偏南。中央部分12层,两翼为9层,是当时的高层建筑。立面以横线条为主,中央辅以垂直线条,体现了现代建筑风格。
现为混合用途,底层为中国移动通信营业厅等商业设施,上层多为办公和住宅公寓。
泰兴大楼是上海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在20世纪,它是周边区域最高的建筑之一,配有电梯,在当时非常高级,给老上海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它见证了上海早期电信事业的发展,也承载了丰富的市民生活记忆。
卡尔·肯格尔巴赫(Karl Kengelbacher):一位旅沪瑞士人,曾在上海的药厂工作,1937年时居住在泰兴大楼,并记录了“八一三”事变期间的见闻。
陈邦典:著名的泌尿科专家,曾任上海仁济医院院长。他曾在泰兴大楼内开设诊所,因其医术高明,吸引了大量求医者前来
懿德公寓坐落于静安区乌鲁木齐北路99弄和69号,公寓主体建筑建于1935年(也有资料记为1936年),是上海著名的老公寓之一。
以其“标准的大平层”户型、极致的南向面宽和合理的布局著称,在当时属于非常先进的住宅设计。作为1930年代建造的公寓,配备电梯在当时非常罕见,至今仍是其重要卖点
典型户型面积约133-198平方米,多为三房或更大格局,南北通透,采光良好。小区环境幽静,拥有约1000平方米的公共花园,居住品质较高。作为优质公寓,也曾是许多中外高级职员和富裕家庭的居所。
建设大楼的故事始于1934年。当时,业务不断扩张的中国通商银行因原址不敷使用,决定投资兴建新楼。然而,大楼的建设过程却充满了戏剧性。1935年,中国通商银行遭遇挤兑风潮,资金链骤然紧张。为解燃眉之急,银行不得不将这座即将竣工的大厦,以15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了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控制的中国建设银公司。正是这次易主,赋予了这座大楼沿用至今的名字——“建设大厦”,后通称为建设大楼。
大楼于1936年7月正式竣工,为17层(亦有记载为18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约11757平方米,建筑高度约68米,是当时上海滩颇具规模的高层建筑之一。
在建筑艺术上,建设大楼是上海近代建筑从古典装饰向现代主义过渡的典范之作。它由英商新瑞和洋行(后更名为建兴洋行)设计,整体呈现出简洁、理性的现代派风格,同时局部细节仍保留着装饰艺术风格的韵味。
其最大的特色在于立面的处理。为了与路口另外三座著名建筑——汉弥尔登大楼(现福州大楼)、都城饭店(现新城饭店)以及老市府大楼——形成和谐统一的街景,设计者采用了强烈的竖直线条构图。建筑上部逐层向内收缩,造型简洁挺拔,充满了向上的动感与力量。这种设计不仅体现了当时最前沿的现代建筑审美,也巧妙地与旁边的环境对话,共同围合出上海最具特色的“十字路口”环抱式城市空间。
自建成之日起,建设大楼便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现代设施,成为众多重要机构的所在地。大楼底层曾作为邮政储金汇业局的营业厅;三至九层为中国建设银公司自用;其西部还曾作为上海警察局的用房。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1945年之后,大楼东部曾出租给美国驻沪总领事馆使用,进一步增添了其历史的厚重感与国际化色彩。
在往后的岁月里,它还曾作为上海市冶金工业局、上海市公安局等单位的办公地,亲历了上海从近代金融中心到新中国工业重镇,再到改革开放前沿的沧桑巨变
在上海静安区北京西路1094弄2号,隐藏着一座清水红砖砌筑的典雅老洋房——观渡庐。它不仅是上海近代建筑艺术的珍贵遗存,更因与清末民初重要历史人物的紧密关联,而成为一部“砖石写就”的近代史。
这座建筑是上海近代外廊式住宅的典型代表,其风格被明确界定为英国安妮女王时期风格。建筑外立面由清水红砖铺砌,搭配精致的拱形门窗和细腻的砖砌雕饰,整体呈现出一种既庄重又秀丽的维多利亚晚期风情。尽管历经百年,后期因居住使用存在私搭改建的情况,但其整体的结构和风格特征依然清晰可辨。
观渡庐最引人入胜的,是其历任主人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它们共同编织了这栋房子的灵魂。
伍廷芳时期(“观渡”之名的由来):观渡庐的第一位重要主人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法学家、外交家伍廷芳。“观渡”二字,据说即源于伍廷芳晚年参与“南北议和”的经历,寓意“静观时局渡难关”。这里曾是他晚年居住和议事的场所,见证了那段关乎国家走向的重要历史。
伍朝枢时期:伍廷芳之子、同样身为外交家的伍朝枢也曾在此居住,延续了其父的政治与社会交往网络。
丁熊照时期: 此后,民族实业家、汇明电池厂与永明电筒厂的创办人丁熊照购得了此宅。丁熊照在此居住期间,其企业蒸蒸日上,成为民族工业的代表之一;抗战时期,他更积极支援前线,展现了实业家的爱国情怀。后来,该建筑也曾一度作为其企业的职工宿舍使用。
如今,观渡庐已成为普通民居,内部居住着多户人家。为满足生活需要,居民在内部进行了加建,使得这栋原本层数不高的洋房在内部空间上变得错综复杂,甚至被描述为“六层”洋房,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对历史建筑的原貌造成了影响。这种使用状态,也折射出上海大量优秀历史建筑在保护与利用之间所面临的普遍挑战。
在新瑞和洋行的作品名录中,既有礼查饭店、德律风大楼(现上海市电话局)这样的新古典主义公共建筑,也有太古洋行办公楼(外滩22号)这样见证上海国际贸易繁荣的商业地标,更有衍庆里仓库这样风格独特的工业遗存。
位于南苏州路的衍庆里仓库,是上海现存唯一的英式仓库建筑,由创始人覃维斯亲自设计,如今已褪去仓储功能,转型为创意产业园区,静静诉说着上海近代工业的变迁。
而懿德公寓、泰兴大楼内的高档公寓,则为当时的中外高级职员和富裕家庭提供了居所,让建筑不仅承载功能,更见证着市井名流的生活日常。
梳理新瑞和洋行的设计轨迹,显而易见一条清晰的时代演进脉络:早期以新古典主义与折衷主义为主,礼查饭店、德律风大楼的庄严稳重,恰是当时资本与权威的建筑表达;
中期融入装饰艺术派风格,兰心大戏院的摩登线条,呼应着上海作为国际都会的崛起;
后期则开始探索现代主义风格,江西中路的建设大楼便以简洁实用的造型,预示着建筑美学的新方向。
如今,新瑞和洋行早已成为历史,但它留下的那些建筑依然矗立在上海的街巷之间。
它们是城市天际线的重要组成,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社会变迁的立体见证。从礼查饭店的名人往事到兰心大戏院的艺术回响,从太古洋行的商业传奇到衍庆里仓库的功能转型,这些建筑的每一块砖瓦都藏着故事,共同书写着“东方巴黎”的百年传奇,也让新瑞和洋行的名字,永远与上海的近代建筑史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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